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，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“相党”的集体攻讦，从宗室到外戚，从勋贵到大臣，纷纷上表弹劾。
这样的情况，在过去三年并不少见，但此一次显然要更为特殊，不只是规模，一些从未冒头的勋臣老贵也开始展现其攻击性。
而王士廪此次，再也平息不了，因为他丧失了压制众臣群贵的实力。在朝堂喧器之际，皇帝刘维箴拖着病体，于垂拱殿坐朝问政，听取大臣们奏报。
帝国的行政权力中心，便从广政殿重归垂拱，皇帝此举，自然使王士廪大为尴尬，而群臣态度热切，行动踊跃。
而刘维箴升殿议事，议的当然不是政务兵事、军国大事，他既没那个能力，也没那个经验，但他是大汉皇帝！
在听取了大量关于尚书令及其党从的弹劾之后，刘维箴开始了动作，以宰臣中书侍郎萧偃权刑部尚书、都察使王弘范、大理寺卿魏景渊，率三司臣僚，对一应弹劾、举报人与事进行调查……
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，于朝廷内部那些真正的大佬，于那些对帝国政治格局有着深刻理解的人而言，可谓深悉其妙。三名重臣之间，最大的共通处，便是出身勋贵，无不有一个风光显赫的祖宗。
于是，更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，一步一步，群起而攻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伴随着又一桩“武德使之死”的疑案，时任武德使的郑旷暴毙于广府中，皇城司的间探们则大肆活动。
半个月间，几十名相党与疑似相党的官僚受到调查，其中有些官员甚至直接被捕下狱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王士廪这棵参天大树，却连一点风雨也不能遮挡了。
当然，王士廪不是没有尝试挽回，只不过，自刘维箴苏醒之后，他仅同群臣一起觐见过两次，后面连面都见不到了，每次前往都被蔡诀挡驾：官家正忙于国事，不便接见王相公。
一直到吏部尚书毕光琳被皇帝以结党、渎职、逾制、乱法、营私等十项罪名下诏狱。
此诏一下，满朝轰动，而“倒王”事业的大局也基本奠定。毕光琳的身份也不一般，并非因其祖上乃开宝、雍熙名臣毕士元，而因他作为王士廪的姻亲，属于“相党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当毕光琳被拿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