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包拯之死与“相党”扯上干系，自是为了引发士民百姓的同情，“迫害论”能够得到广泛传播，背后显然少不了一些权贵的推动，而其中隐含的政治目标、针对对象，不言而喻。

而包拯死后，针对对他盖棺定论的问题，朝廷内部也爆发了一场大争论，王士廪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压，这种作为，更加引起公愤。

于是，大量臣子上表，为包拯说话，力护其清名、高名。比如大学士欧阳修，哀惋之余，亲自着了一份祭文，盛赞其品性、操守与功绩。

在群臣的争取之下，包拯方得一个“文肃”的谥号，当然，这其中，也跟王士廪的松手有关，或许他联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......

但也从包拯开始，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党争，激烈程度，堪称开国之最，就围绕着王士廪恋恋不舍的尚书令之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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